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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作者: admin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9-02-12

关键词: 游民, ┊阅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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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如何对待游民,历来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革命时期,极为关注游民问题,不仅对其有着深刻认识,并为争取和改造游民,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取得了良好成效。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宣传教育,注重思想改造;加强纪律性,强化管理;给以土地或工作;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劳动;严惩首要和不法分子等。通观革命时期的游民治理思想,不难发现他善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从游民产生的社会根源分析问题,从而抓住问题根本,采取切实措施。这些为当前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按照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中对游民阶层的界定,这是个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迷信职业家等在内的广大社会群体。也一直强调,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在他们的身上还有很多的“破坏性”。【《中国革命和中国》(1939年12月),《选集》第2卷,第645-646页。】因此,对于其中的一些不法分子,特别是顽固不化的首要分子,必须给以严惩。早在1927年,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就专门介绍了禁止“游民生活”和“清匪”的工作,指出:“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拜年陋俗,议决禁止。”“会党……‘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选集》第1卷,第37-39页。】1933年,在主持制订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专门强调“对于积极参加反革命的游民无产者领袖分子(所谓流氓头)”,【、项英、张国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共选集》第8册,第728页。】要坚决惩办。

  还有一部分在革命时期依然游离于革命和主流社会之外的游民,对于这些人,特别是农村中的游民,主张要将其组织起来,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加以改造。这主要体现在陕北时期对二流子的改造上。

  哥老会作为中国秘密结社组织中的一员,其成员多来自散兵游勇、水陆运输工人、私贩盐枭等,与中国的下层群众有着广泛联系,容纳了大量的游民。【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对哥老会十分重视,积极争取他们共同抗日。1936年6月7日,和周恩来、电告左权、、朱瑞、,指出:“你们向西行动时,请设法同甘肃固原县哥老会龙头唐宝山联络,并争取他参加抗日。”【《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第549页。】7月15日,又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对哥老会的宣言》,指出: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共赴国难,并“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中共对哥老会采取这样的方针,一是推动他们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二是发扬哥老会的革命传统,并逐渐消除其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与成分,使之适合于社会与革命的发展趋势。【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正如1936年7月在同斯诺谈话时所指出的: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第559页。】8月19日,在致彭德怀等人电时就哥老会问题提出,“我们对哥老会是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其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第572页。】10月11日,又指出:同哥老会建立统一战线,是在争取其中优秀的分子,及扩大群众参加抗日,并利用它进行白区白军工作;而不是在苏区内另外给哥老会组织团体与军队,扩大与加强它在苏区内的影响与力量。【《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第594-595页。】

  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劳动,使以二流子为代表的农村中的游民摆脱了以往的游离不定状态,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对于扩大劳动力促进大生产运动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寄生性的游民逐步改造成为了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如果说到陕北初期对待哥老会等行帮组织更多地是看到其积极作用而努力争取其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那么1940年代以后对以“二流子”等为主要代表的游民,强调更多的是改造其消极因素,促进革命生产。二流子主要指那些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多以不正当的活动(如偷盗、欺骗、恐吓等)谋生之人。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大都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他们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挑拨离间、谣言惑众,宣传迷信、害人骗财,赌博吸毒、不务正业,扰乱乡里、为非作歹。【参见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13):社会建设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5-346页。】陕北土地贫瘠,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下来后,发展生产解决供给成为重要问题。对当时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二流子,【据有关资料,当时二流子占陕甘宁边区总人口的3%,约4500人。参见胡民新、李忠全、阎树声编:《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就必须认真对待。对于二流子,主要批判的是他们不事生产和游民习气,指出“不愿建立家务的二流子习气,是可耻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年1月10日),《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9页。】强调要加强生产,避免“产生二流子和沾染军阀军队中的若干坏习气”。【《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92页。】在中共中央和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对二流子积极开展了改造运动,取得了卓越成效。

  总的来说,对于游民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善于从社会根源上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辩证地分析游民身上存在的积极和消极因素,根据革命的需要对游民努力争取、加以改造、为我所用。

  对游民的认识由自发转为自觉,并明确将其纳入革命问题加以分析,是在大革命时期,具体来说是在1925年他对湖南农村进行深入考察并在广州主持农动工作前后。

  随着背叛革命,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血的代价使中国走上了独立领导开展土地革命的道路。对来说,这一转变加速了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探索。关于游民问题,这一时期出于革命的需要,更多地从实践角度来加以认识总结。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专门分析了游民阶层,指出:“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这段分析介绍虽然简短,内涵却非常丰富。不仅首次用“游民”一词来标注一个阶层群体,而且分析了它产生的社会根源——失了土地或工作机会,社会来源——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指出了它的主要表现形态——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等封建行帮组织,以及对它的性质判断——最不安定者,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最后,得出对待游民阶层的态度——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对于游民问题,延续了其一贯认识。这集中体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中对游民的分析中:“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中国革命和中国》(1939年12月),《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646页。】但为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致抗日,主张对游民还是积极争取,主要表现在对待以哥老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以二流子为代表的农村游民上。

  1927年,引兵井冈创立革命根据地。当时,革命队伍来源复杂,士兵成分多样,特别是一些旧式部队军人、农民、俘虏兵等占据很大比例,造成队伍思想混乱。对此,游民明确指出:“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选集》第1卷,第63页。】1928年8月下旬,在回师井冈山途中,得知有的战士因为饥饿吃了农民的苞米,就特意对指战员开展群众纪律教育。10月中下旬,在整顿湘赣边界党组织时,十分注重通过教育消除流寇主义等思想影响。

  系统地清理整顿革命队伍中的游民意识,是在古田会议上。为克服由于成分多样和长期处于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而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929年12月红四军前委负责人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在会上,着重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对加强党的建设作了论述,特别强调要在红军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指出“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问题”。指出了流寇思想对革命的危害,“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他列举了其种种表现,强调:“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纠正流寇思想的方法,重要的一条就是“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选集》第1卷,第85-94页。】为此,在领导下,红军多次通过举办干部训练班等方式,集中整训,加强思想教育。通过教育进行思想改造,是对待有过错或有缺点的人的一贯立场,对待游民亦是如此。

  游民作为失去了土地和工作的下层贫民阶层,是我们党领导革命进程中的重要统战对象。等党的领导人对这一特殊阶层有着深入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联合游民并进而改造游民的政策举措,为顺利推进革命进程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央苏区时期,深入农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农村调查中,要面对各色人等,需要阐明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为此,对包括游民在内的农村各阶层有不少针对性的论述,其目地一方面是争取最广大的群众支持革命;另一方面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消除农村中的消极因素。在《兴国调查》中,以专门篇节详细列举了游民的9种存在状态和人数,并对他们在革命之后的走向做了详细调查,指出游民因为在革命中得了很多利益,一般都是欢迎革命的。在此认识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关革命政策。1930年6月中下旬,主持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通过了由他审改的《流氓问题》决议,制定了党对流氓的策略:“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第308页。】这里的“流氓”,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游民。这一策略具有标志性意义,可以看作是对待游民的基本方略,即通过给以土地和工作,对其加以改造,最终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这一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游民的内涵、表现形态、产生的社会根源等重要问题,在理论上都有了深入认识。

  秋收起义之后,率领革命队伍转战井冈山,并相继领导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对民众工作由先前的宣传鼓动为主转变为组织领导为主。基于此,他对游民身上革命性和破坏性交织并存的二重性认识更为深刻,尤其是深刻批判了红军队伍中存在的游民思想和游民习气。

  高度关注游民问题,与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青年时期,农民出身的通过观察和亲身接触,对游民有了初步认识。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激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兵匪流窜、饥民暴动屡见不鲜。1910年4月湖南粮荒,长沙饥民暴动而惨遭的场景,就给留下了很深印象。他的父亲毛贻昌也曾因为负债被迫当兵多年;本人1911年在长沙也经历过短暂的军旅生活,当了半年的列兵。求学期间,读书之余也尽可能地深入社会了解实情。1917年暑假,他和同学萧子升就以游学的方式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历时1个月,行程900余里,大量接触了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1919年暑假,他又组织青年学生到城乡、车站、码头开展爱国反日宣传活动。在这一年,他还对中国的封建行帮组织有了一定认识。在发表于《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三)》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游学的方式,近似于游民生活;车站码头,乃游民的集中之地;哥老会等行帮组织,正是游民典型的存在状态,这些观察和接触使对游民有了大量的感性认识。

  革命时期,一部分游民加入了革命队伍,在增强革命力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对于革命队伍中的游民习气等问题,除注重思想教育外,强调还要加强纪律约束。

  作者简介:樊宪雷,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辑一处处长,副编审。(北京100017)

  土地革命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农村土地的分配。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划分好农村中的阶级,明确对待各个阶级的态度。对于这一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过深入思考,其论述虽然前后有些变化,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其中对于游民的土地政策,集中体现在1933年10月10日由和项英、张国焘联名公布的、由主持制订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决定》对游民无产者作出了界定:“在紧靠暴动前,工人、农民及其他民众,被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因而失去职业和土地,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叫做游民无产者(习惯上叫做流氓)。”“对于积极参加反革命的游民无产者领袖分子(所谓流氓头)”要惩办,“对于一般游民无产分子”,则要分给田地。【、项英、张国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728页。】

  陕北时期,延续了这种改造游民的主要方针。1941年5月,在起草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其他根据地亦采取了类似政策。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规定:“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及取得职业和享受教育的机会,对各种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1年9月1日),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严惩游民不法分子,突出表现为对土匪武装的清剿。中央红军转战陕北后,当地的土匪武装不仅严重威胁民众的生产生活,而且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安全稳定也造成很大危害。对此,1937年曾专门提出,要“取缔利用土匪、流氓、会党破坏红军、苏区的行为”。【《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第678-679页。】中共中央和西北苏区政府也花费很大精力开展清剿股匪工作,1936年11月专门成立了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剿匪总指挥部。清剿土匪武装,为西北苏区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1930年在寻乌调查时,就得出“城郊游民要求分田”结论。【《寻乌调查》(1930年5月),《文集》第1卷,第228页。】在兴国调查时,他又对当地90多名游民一一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比了革命分田前后游民的巨大变化,确认这些人因为“在革命中得了很多利益”,“一般都是欢迎革命”的。【《兴国调查》(1931年1月),《农村调查文集》,第233页。】1930年6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通过的由审改的《流氓问题》决议,也强调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的方法是“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第308页。】1933年在由主持制订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专门指出:“关于争取一般游民无产者群众的主要办法,是使他们回到生产上来,照一般革命民众的例,分配土地和工作,并给予选举权。但分配土地,须在乡村居住,并须自己能耕种者。”【、项英、张国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共选集》第8册,第727-728页。】在的推动下,苏区时期制定的各种土地法,一般都给游民分配了土地。如1930年6月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苏维埃土地法》就规定:“雇农及无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予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苏维埃土地法》(1930年6月),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对游民除延续上述认识外,又扩展了它的外延——兵、匪、盗、丐、娼妓,指出他们各自的谋生方法虽则不同,“然谋生弄饭吃则一”,而且大体估算出其人数在2000万以上。【:《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第1卷第1期(1926年1月),第13-20页。】

  中国成立后,更加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问题,运用于工农运动实践中。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结合自己在中共湘区委的工作实际,介绍了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并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为引导中国关注农民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参见《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1924年底,他因病回湖南休养。在韶山期间,一边养病,一边做社会调查,详细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状况及各种社会问题。这次调查为随后的两篇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湾改编”是中共最早探索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成功实践。为了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三湾改编”采取的关键举措是“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做法使革命队伍的基层组织有了战斗堡垒,有效解决了因为游民习气等错误思想和落后意识而造成的革命队伍组织纪律涣散的问题,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梳理回顾革命时期的游民治理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对游民问题之所以识见深、得计快、对策准,从认识层面说,在于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实事求是,深入实践调查研究,并善于从游民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加以分析把握,从而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从实践层面说,在于他善于从根本问题着手——给予土地或工作——加以解决,并辩证地对待游民身上存在的革命性和破坏性因素,综合运用教育、组织、纪律等多种手段积极对游民进行改造,在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同时,努力争取他们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这些为当前的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值得认真汲取。

  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后,积极争取与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当地绿林武装合作。袁王的绿林武装成员大部分是游民,因此游民意识、流寇思想等问题突出,“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在一种自发、朴素的‘劫富济贫’的利益驱动下,过着散漫的‘绿林生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放在眼里,油子习气很重”。【梅黎明主编:《浴血罗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修订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在争取袁王之后,对其队伍采取积极改造的方针,强化组织纪律建设便是一项重要措施。通过改造,这支游民习气很重的绿林队伍转变为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革命部队。此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和完善,是以加强纪律建设消除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游民意识的典型反映,这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认为,游民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丧失了土地和工作,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游民问题,必须给以土地或工作。

  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是陕北时期以至延续至后来的社会治理的重要思想。早在1930年,由主持制订的《流氓问题》决议就提出要“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上,第308页。】对于陕北时期的二流子改造,也主张要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进行改造。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中提出“善于改造”游民的思想。1941年发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要给游民以土地,并强调要纠正歧视游民的不良习惯。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各根据地也制订了相应的施政纲领,其中《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就规定:“优待技术人才,奖励发明,奖励劳动,改造游民使之参加生产工作,提高人民情绪。”【《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1944年2月2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第55页。】1943年10月1日,在给党内的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动》中强调,在生产中要“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其方式可以“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的原则下,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动》(1943年10月1日),《选集》第3卷,第912页。】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一问题更是作了集中论述。他首先肯定了1942年陕甘宁边区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指出:“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组织起来的主要方式是参加合作社。特别强调,“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选集》第3卷,第928、932页。】这种主张在当时陕甘宁边区制订的相关政策中也得以印证,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中,对二流子参加垦荒进行规定:“如移难民中,有不事生产之二流子,乡政府应予以更多的教育说服,必要时即予以强迫,务使其参加劳动。”【《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1943年3月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卷,第202页。】

  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是中国开展工作的优势和传统。对于游民治理,强调要积极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他们参加革命工作;对于革命阵营内的游民意识,则要加强教育,通过政治训练、思想批评等工作,肃清其消极因素和破坏性。

  1928年3月20日,在湖南酃县中村给工农革命军上政治课。在阐明坚持井冈山斗争重要性的时候,他指出无产阶级不是无产游民。在革命队伍因为不服从管理、自由散漫、无根据地意识等游民意识严重造成1928年“八月失败”之后,更加注重从思想上、组织上对游民意识加以批判改造。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专门强调要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6月14日,在新泉就红四军党内问题写给的信中,明确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并认为“红军中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还指出,形式主义、唯心主义、小团体主义、单纯军事观点、分权主义等思想的产生,也与游民、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成分密切相关,并指出这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思想在四军党内具有很坏的影响,“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给的信》(1929年6月14日),《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4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上,专门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强调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

  “游民”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如何对待游民,历来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对游民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该书对游民文化的产生、表现、历史以及历代统治阶级对待游民的政策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不足之处是对近现代以来的游民问题关注不够。】以至有人说,“吾国数千年之政治,一游民之政治而已”。【黄远生:《游民政治》,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13页。】尤其是革命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谁赢得了游民阶层,谁就赢得了主动权。梳理中共的历史,虽不好说是最早关注游民问题的,但说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他关注游民问题最多、认识最为深刻,却是毫无疑义的。有关的游民治理思想,以往的党史著述鲜有专门论述,多是于的土地革命政策或党建思想中偶有涉及。【在《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央苏区史》(余伯流、凌步机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马齐彬、黄少群、刘文军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著作中,有关游民问题在论述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时有所提及,主要讲要给游民分配土地,但没有过多关注;在《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廖明耕、凌步机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发展史》(赖宏、凌步机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中,有关党和军队中对游民意识和流寇主义的改造,主要是在党的建设方面有所论述,也无专论游民问题。】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游民问题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丰富,涌现出一些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对游民阶层的科学论断及意义》(作者毛文君、赵可,载《思想研究》2006年第6期);《对游民无产者认识的历史流变》(作者陈明胜、张春梅,载《党史文苑》2012年第10期);《团结争取与整肃改造:中国针对游民的双重策略(1927-1934)》(作者廖胜平,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井冈山时期改造游民的策略》(作者廖胜平、张萍,载《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论中国游民政策的历史演变》(作者陈明胜,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1期)等。】但整体来看研究还比较薄弱,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拟结合在革命不同时期对游民问题的有关论述及其在实践中采取的应对举措,对其游民治理思想做一番分析梳理。

  其后,无论是在担任广州农动讲习所所长期间,还是在担任中共中央农动委员会书记任上,都致力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和农动工作,对游民的认识也更加深入。特别是1927年他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在湖南进行了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考察。其中,在《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中,深刻剖析了“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的状况,指出天灾疾病等是造成“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深刻揭示了游民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认识问题,目的是解决问题。指出,如何处置游民“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选集》第1卷,第9页。】他深入考察游民问题,正是为了制订正确对待游民的方针政策以推动革命发展。通观革命时期的游民治理思想,均不脱离“改造”二字。围绕对游民的改造治理,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多种举措,有的是特定条件下的应急之举,如1927年5月湖北麻城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帮会组织光山会匪捣毁农会,屠杀农协会员并围攻县城,当即派中央农动讲习所学生武装200余人同湖北省政府警卫团一营赶赴麻城进行剿灭;但更多的政策举措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游民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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